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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长江下游流行病及其防治_人文频道_东方资讯
发布日期:2020-07-29 09:56   来源:未知   阅读:

我国传统文献通常将流行病称作“疫”“疾疫”。明清时期,长江下游曾经是流行病高发区域,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面对肆虐的疫情,明清长江下游的地方官府特别是民间力量进行了各种预防和控制尝试,取得了一定成效。

疾疫肆虐带来严重影响

据笔者统计,明清时期,长江下游的流行病共发生194次。其中,明代96次,清代98次。明代发生疫灾最多的地区是扬州府、松江府和苏州府,疫灾次数分别为13次、10次和9次。清代,长江下游几乎处处有疫灾,其中疫情暴发最频繁的是松江府、扬州府和嘉兴府,疫灾次数分别为10次、9次和8次。疫灾一旦暴发,由于其传播速度快且难以控制,往往会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乾隆二十一年(1756),江南地区发生流行范围极广的大瘟疫,因瘟疫致死者众多,江浙一带尤为严重,“途多饿殍,尸气绵亘……沿门阖境,死者以累万计”。晚清时期,由于战争等因素的影响,长江下游的疫灾更为严重。肆虐的疫情给明清长江下游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影响。

首先,人口大量损耗。各种自然灾害都会造成人员伤亡,而瘟疫对人口的损伤无疑是最直接和明显的。据《明史?五行志》载,永乐六年(1408)“正月,江西建昌、抚州……自去年至是月,疫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又据《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载,永乐十一年五月,“浙江宁波府鄞、慈溪、奉化、定海、象山五县疫,民男女死者九千一百余口”。疫灾导致举家罹难的例子亦复不少。如《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载,景泰六年(1455),嘉、湖、常、镇地区大疫,“有一家连死至五七口者,有举家死无一人存者。生民之患,莫重于此”。这一地区疫病传染性之大、波及范围之广、对人民生命安全威胁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破坏经济与民生。疫灾发生后,官府和民间为了应对疫情,往往耗费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同时,大量人口伤亡使得田地荒芜、生产停滞,对农耕经济和商贸往来十分不利。而田地的抛荒和经济的凋敝,往往又会带来物价飞涨,更使民众生活雪上加霜,饥饿的人们只能靠树皮、草根艰难度日。比如,万历十七年(1589),南康“复大饥疫,斗米一钱二分,死者枕藉于道,有挖树皮草根以苟延者”。乾隆二十一年,苏州大疫,“米价腾贵,贫民剥榆树皮为食”。而灾荒之年,百姓仍需照常向地方政府纳税粮,大遭“赔粮受累”之苦。无奈之下,灾民们便成群结队地逃离家乡。康熙四十八年(1709),“无为州春?饥,居民采草根树皮为食,又大疫,流离死亡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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